2026年7月23日，《Science》杂志与“撤稿观察”联合披露：一名6岁女童在参与仇子龙团队主导的CHD3基因编辑临床试验后死亡。涉事研究团队于2026年2月在《Nature》发表了题为In vivo base editing of Chd3 rescues behavioural abnormalities in mice的论文，但未提及此前的人体试验失败。
这项研究由杨侃、李维克、耿一啸、张淑倩等共同完成，仇子龙为通讯作者。
遭博主“耿同学”质疑造假
7月27日，知名学术打假博主耿同学发布视频，公开质疑仇子龙团队发布的论文存在学术造假行为。
耿同学表示：“仇某某发表的nature论文数据有问题。如图所示，这两组数据前半部分高度相似，后半部分不一样。这与各位杰青院长的造假技巧如出一辙！”
图片来源：耿同学
Science还提出了另一项问题：论文中的部分对照样本与治疗样本可能并非同期处理，使用的显微镜参数也不一致，因此难以直接比较。
研究内容：人源化小鼠复现患者核心症状
研究团队首先构建了携带CHD3 R1025W突变的人源化小鼠模型（Chd3hR1025W/+）。通过蛋白印迹和免疫组化分析发现，该突变导致CHD3蛋白在多个脑区（包括压后皮质、海马CA1-CA3区和齿状回）显著减少，而mRNA水平无变化，证实R1025W突变加速了CHD3蛋白降解。
行为学评估显示，突变小鼠全面复现了SNIBCPS患者的三大核心症状：新生幼鼠超声发声频率和时长显著减少（言语障碍）；新颖物体识别测试中探索时间明显缩短（认知缺陷）；三箱社交实验中表现出社交新奇偏好缺陷，同时理毛和埋珠测试显示重复性刻板行为显著增加（自闭样行为）。
碱基编辑器：TeABE-1248实现精准校正
为修复c.C3073T点突变，团队将TadA腺嘌呤脱氨酶嵌入SpCas9内部，开发了一系列TeABE变体。经系统筛选，TeABE-1248（删除1249-1263位柔性序列）在保持高编辑效率的同时，将编辑窗口从A6-A15缩窄至A9-A14，显著降低了旁观者突变（A13编辑从约40%降至约2-3%）。
在CHD3R1025W/R1025W纯合突变细胞系中，TeABE-1248与sgRNA-A11组合实现了超过40%的靶向A·T→G·C校正，且GUIDE-seq分析显示脱靶编辑极低。功能验证表明，旁观者突变L1024P不影响CHD3蛋白功能，进一步确认了该编辑器的安全性。
双AAV系统实现脑区广泛校正
研究采用双AAV-PHP.eB载体系统，通过尾静脉注射将分裂的TeABE递送至小鼠脑部。该载体实现了高效的血脑屏障穿透和神经元特异性表达，免疫印迹显示全长编辑器重构效率约占总Cas9信号的80%。
靶向深度测序分析表明，在压后皮质、海马、前扣带回、前额叶皮质等多个脑区中，靶向A11校正率达到约10-15%，而旁观者A13编辑维持在约2-3%的低水平，校正-only等位基因占编辑分子的80%以上。免疫荧光染色进一步证实了Cas9在皮质和海马区的广泛表达及CHD3蛋白水平的恢复。
表型挽救与非人灵长类验证
经TeABE治疗的突变小鼠在多项行为学测试中表现出显著改善：新颖物体识别测试中认知指数恢复，巴恩斯迷宫测试中空间学习记忆能力提升，三箱社交测试中社交偏好恢复，理毛和埋珠测试中重复刻板行为显著减少，握力和运动协调能力也得到改善。
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，鞘内注射双AAV9载体实现了广泛的神经元转导和约70%的编辑器重构效率，脱靶位点深度测序仅检测到极低频率编辑，为该策略的临床转化提供了概念验证。
关键问题：承认局限性，仍推进人体试验
论文讨论部分有一段极其关键的话，值得逐字审视：
“这些模型对于评估表型改善有价值，但未能提供临床剂量或人体应用的指导。”（these models are valuable for evaluating phenotype improvements but fall short of providing guidance on clinical dosing or application in humans.）
这是一句相当坦诚的局限性声明，研究团队明确承认，他们所做的一切小鼠实验和猴子实验，在“如何安全地用在人身上”这个问题上，无法提供有效指导。
然而，人体试验已经发生了。据《Science》报道，伦理委员会于2025年1月2日批准试验，关键的猕猴毒理实验于2025年2月17日才完成。试验注册信息（NCT06860672）显示，该研究于2025年2月19日启动，目标入组1人。女孩于2025年3月24日接受治疗，术后约一周死亡。
时间线清晰显示：伦理批准在安全数据之前，人体试验在论文发表之前。
为什么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？
论文作者名单中，多位作者同时出现在临床试验的伦理申请文件中。这意味着，同一个团队，一边撰写论文承认“动物模型无法指导人体应用”，一边推进人体试验。
可能的原因包括：
第一，“首例”的诱惑。 当时团队宣称这是“全球首例脑靶向基因编辑治疗”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下，抢先完成“首例”是极大的诱惑。
第二，对AAV载体风险的轻估。 AAV病毒载体在人类身上可能诱发致命的免疫反应，1999年美国基因治疗致死事件已有前车之鉴。毒理实验显示的肝损伤信号，论文作者之一的程艳波参与了毒理实验数据分析，似乎未被视为严重警告。女孩最终死于血栓性微血管病，正是AAV载体引发的典型致命免疫反应。
第三，监管的灰色地带。 该试验以“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”（IIT）形式进行，无需国家药监局审批。伦理委员会是唯一的把关人，而委员会批准的时间点，2025年1月2日，在关键安全数据之前。
“这些模型未能提供临床剂量或人体应用的指导”，这句话写在2026年2月发表的论文里，而女孩在2025年3月就已经死了。论文中的“局限性”陈述，成了对一条生命最沉重的注脚。
上海交大医学院已于7月26日宣布成立专项工作组调查此事。无论调查结果如何，这起事件都将成为中国基因治疗监管史上的转折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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